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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耀真

陈耀真是中国眼科医学奠基人之一，他的夫人毛文书也是眼科医学界的元老，夫妇俩为中国现代眼科医学做出重要的贡献。

本文作者研究考证发现，陈耀真、毛文书夫妇正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的眼科医生，曾为他施行眼科手术。作者还引据文献，介绍了这位著名眼科医生的生平事迹和卓越成就。从陈耀真身上可以看到，那一代科学家，往往能打通古与今、中与西、文与理，融会贯通，成就斐然。

那个给陈寅恪治眼病的人文 | 胡文辉本文刊登于《随笔》2024年第5期有一阵儿子在广州执信中学旁边上课外班，太太送他们上课之后，经常到附近的中大眼科中心（我们习惯叫眼科医院）的配镜中心。那里楼上有个阅览室，本是给配眼镜的人等候休息用的，正好可以在那儿坐着慢慢等。在阅览室的宣传栏上，她意外地见到一张照片，旁有说明：一九五六年陈耀真、毛文书伉俪与陈寅恪教授夫妇在中山大学康乐园合影。于是就拍了照片给我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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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五六年陈耀真、毛文书伉俪与陈寅恪教授夫妇在中山大学康乐园合影（图片来源于作者）我不记得曾见过这张照片，转给张求会（陈寅恪研究专家）看，他也说没见过。但当时我也没太在意，只想他们应是眼科医院过去的医生，过后就放下了。直到最近翻检广东政协编的十几册之巨的《广东文史资料精编》，其下编第五卷有卢春宁的《一代医学家的风范——记我国现代眼科学奠基人之一陈耀真教授》一文，这才知道，陈耀真在中国医学界是祖师级的人物，其夫人毛文书原是他的学生，后来双双成了眼科医学界的元老，作为中国首家多功能眼科中心的中山医科大学眼科中心（今中山大学眼科中心），就是他们夫妇联手倡导并建立的。陈耀真（1899－1986），广东台山人，祖父作为“猪仔”（卖身做苦力的华工）到美国谋生，父亲陈联祥承美国人资助读书，毕业于哈佛大学，返国后任化学教授。陈耀真少年时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，一九二一年考入美国波士顿大学，获医学博士学位，随后在美国从事眼科医学研究多年；一九三四年返国，任齐鲁大学医学院眼科教授；一九三七年随校迁至成都，任联合大学眼科教授、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眼科主任；一九四〇年与毛文书成婚；一九五〇年与夫人同时应聘广州岭南大学医学院——院校调整时并入华南医学院（后改名中山医学院）。看到他抗战时在成都工作的履历，我才想到，陈寅恪治眼病，是不是跟他有关系呢？一查陈寅恪的年谱，果然，陈耀真和夫人毛文书正是给陈寅恪治眼睛的医生，只是以前我没太留意这个问题，一直视而不见！在抗战初期，陈寅恪的右眼就已失明，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间，他左眼的视网膜又剥离了。检蒋天枢的《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》，引用了陈寅恪女儿陈小彭、陈流求的笔记，只说他住进成都存仁医院，由眼科医生开刀；再检卞僧慧的《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》，则明确说明是陈耀真给他动了手术。这，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，以陈寅恪的名教授身份，自然会找当时最好的医生了。《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》的依据是陈流求的回忆《忆先父陈寅恪在成都燕京的日子》：“就在这年寒冷的冬日的一天早晨，父亲突然感到两眼前一片漆黑，完全失去光明。先叫我快去通知他当天不能上课，随后住进在陕西街的存仁医院（眼耳鼻喉专科医院）。学校极为重视，找到当时著名眼科专家陈耀真、毛文书教授共同研究，决定对父亲左眼视网膜剥离进行手术治疗。父亲体质差，营养不良，加之抗战时期的医疗设备落后等不利因素，虽然医院和手术医师尽了努力，手术却未获成功。日后我家与陈、毛教授家成了好朋友。”关于当时的情形，后来陈家姐妹在合著的《也同欢乐也同愁：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》里交代得更详细，说明陈氏失明是在十二月十二日，做手术是在同月十八日，“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，希望取得较好的效果，要求病人术后用沙袋将头固定，躺到医生认为伤口长好才准动弹。父亲只盼眼睛能够复明，毫无怨言地甘愿忍受肉体上的折磨，一切听从医嘱。母亲昼夜守护病人，劳累心焦，心脏病复发。……”此外，吴宓日记十二月十四日载：“寅恪以目疾，住陕西街存仁医院三楼73室。宓1－2（时）往探视。久陪坐谈。其新病之左目，瞳孔之内膜已破出液，不能辨视清晰。而鉴私述医言，谓必将失明云云。宓深为忧伤。”这里的“鉴”即马鉴，时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，与陈寅恪也有交谊。马鉴私下跟吴宓转述“医言”，“谓必将失明”，想必可代表陈耀真的判断，此后的医治只是尽人事，结果并不意外。这样，他们两家之所以会在一九五六年有这张合影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不过，我写这篇文字，不只因为陈耀真给陈寅恪治过病，还在于他本人实在也有很值得介绍的地方。在卢春宁《一代医学家的风范》那篇文章里，不仅介绍了陈耀真在医疗实践和教学方面的成就，还介绍了他在科研上的成果。里面既有近乎“理科”的论文，也有近乎“文科”的论文，即关于中国眼科史的研究。眼科专业的东西我自然没有能力涉猎，但若涉及历史，我就有了兴趣。为此，我按图索骥，在孔夫子旧书网买到了一册《陈耀真教授论文集》（1985年刊印，未署出版机关）。此论文集共收入论文九十二篇（存目九篇），其中属于医学史性质的计十八篇，其篇目如下：《中国眼科之外科手术》（1936）、《谈子夏丧明》（1938）、《说眉》（1939）、《重瞳》（1944）、《我国青光眼病的史料摘录》（1955）、《诗人白乐天的眼病考》（1955）、《欧阳修的眼病考》（1957）、《诗人杜甫的眼病》（1960）、《陆游的眼病考》（1960）、《谈眼医扁鹊》（1960）、《宋代眼部寄生虫病一例》（1962）、《假眼简史》（1963）、《我国古代有关眼科预防医学思想简述》（1963）、《翼状胬肉病史简述》（1964）、《沙眼病史简述》（1964）、《残而不废的盲僧鉴真和尚》（1964）、《我国古代眼外伤史简述》（1980）、《華陀—中国の外科の父》（1982）。略略翻检这部分论文，可知陈耀真作为眼科专家，同时也对眼科在中国的“前史”抱有相当大的兴趣，也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，在文献上积累甚深。完全可以说，他不只是一位医生，也不只是一位医学家，还是一位医学史家，若将医科归入广义的理科，那么他就是一位“文理兼通”的研究者——当然，在民国时代涌现的那一代科学家里，往往有打通古与今、中与西、文与理的能力，能将自己的现代科学知识运用于中国历史和文献的世界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以前在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关于竺可桢的部分内容里曾有所讨论。竺可桢早年研究气象学，本来转向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，尤其是古代气候变迁方面，故而我将他视为沟通literary culture与scientific culture“两种文化”的代表。我还附带提到：“与竺氏同时代治自然科学者，亦多兼具传统文史素养。如丁文江、李四光、翁文灏皆以地质学为专业，而丁氏表彰科学史人物（徐霞客、宋应星），整理边缘民族语文（壮语、彝文），并有《中国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》等作；李氏撰《国防与北防》《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》，于中国历史大势观察独到；翁氏亦有上古史、科学史之作。又如胡先骕治植物学，石声汉治生物学、农学，梁家勉治农学，而皆擅旧诗词。其他治专门史者，如邹树文之于昆虫学史，钱宝琮、李俨之于数学史，辛树帜之于农学史，袁翰青之于化学史，其古典文献功力，亦不在话下。”当时我完全不知道陈耀真此人，现在看来，以他在眼科医学史方面的工作，他的名字是很应该补充进去的。从写作时间来看，陈耀真的第一篇医史论文《中国眼科之外科手术》写于一九三六年，可知他一九三四年返国未久，即已开始了对眼科史的考掘。此后他就同时在眼科前沿和眼科史开始了双线作战，而且始终不辍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还有一点，这本十六开的集子虽然收入了九十二篇论文，但其实不过三百来页，这是因为，他的论文大都十分简短，罗列史料之后，分析就事论事，总结要言不烦，没有多余的话，是旧式“理科”的典型作风。按今天的标准来看，他的论文多数只是札记，甚至只是大纲而已。这种论述作风，与如今的学院派论文真有天渊之别，是很值得我们作为镜鉴的。特别有意思的是，陈耀真的论题，跟陈寅恪还有一些交集的地方；还有，陈寅恪失明之后，在诗里有不少咏叹，并且用了不少有关眼疾的典故，这些典故所涉及的文献，有些正是眼科医学的史料，也见于陈耀真的论著里。比如，陈寅恪有篇著名的论文《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》，认为华佗其人虽非虚构，但带有神话色彩，其名字可能源自印度语的“阿伽陀”“阿羯陀”（agada），原意为药。而陈耀真晚年有一篇《華陀—中国の外科の父》的日文论著。众所周知，陈寅恪对白居易深有研究，专著有《元白诗笺证稿》，散论有《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》。而陈耀真则写过一篇于他来说篇幅相当长的《诗人白乐天的眼病考》，其结论是：“此文系就诗文中所描述的眼病症状加以分析诊断，白氏大约在四十五岁后患有闪辉性玻璃体融化症；视网膜血管有硬化，这与他的脑血管硬化同时发生，以后表现在他的左半身麻痹；又因白氏酷嗜饮酒，可能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，开始有酒弱视，与缺乏维生素B族的蜀黍疹症。白氏在六十岁左右，始发现老视，显然一向有约－2.00D之近视。”这种研究事涉专门，自然非陈寅恪所能措手了。陈寅恪一九四五年赴英治疗眼病时，有诗“恐难西域遇耆婆，纵肯金篦忍痛多”，这是用了佛经的典；而陈耀真最早的医史论文《中国眼科之外科手术》，罗列了相当多古籍里的有关记录，其中有《涅槃经》：“有盲人诣良医，医者即以金鎞刮其眼膜，使复明。”此即陈诗用典的出处。不过，陈耀真毕竟不是文史专家，在文献细节上没有那么考究，这段引文应该是他从其他文献转引的，并不完全吻合原文。又，陈寅恪一九六一年中秋诗有一句“小冠那见山河影”，诗里的“小冠”指西汉杜钦，字子夏，眼睛近于失明。当时有位杜邺，也字子夏，时人就将杜钦称为“盲杜子夏”，以别于杜邺；后来因为杜钦喜戴小冠，遂改称“小冠杜子夏”，而将杜邺称为“大冠杜子夏”。而陈耀真专门写过一篇《谈子夏丧明》，以现代眼科立场来分析古籍里的记载，结论认为：“更以其生平之事迹及品性观察，即与前列病症中之急性青光眼，最为相似。”陈寅恪一九五二年有一首《项羽本纪》，末二句是“如何烂熟仪秦传，未读重瞳纪一通”。这里的“重瞳”指项羽，典出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：“太史公曰：吾闻之周生曰：'舜目盖重瞳子。’又闻项羽亦重瞳子。羽岂其苗裔邪？何兴之暴也？”而陈耀真有一篇《重瞳》，总结了见于中国文献中的重瞳个案，共得十例。论文一开头即指出：“我国有重瞳记录，首推司马迁《项羽本纪》……”他指出重瞳有真假两种，真重瞳极为罕见，多数属于假重瞳，即虹膜裂开（Iris dehiscence）；而古籍里有关重瞳的记载太过简略，无法判断其为真为假。——顺便说一下，钱锺书在《管锥编》讨论《史记·项羽列传》时，也涉及“重瞳”问题，他引了金代王若虚指斥《史记》的话：“陋哉此论！人之容貌，偶有相似。……舜玄德升闻，岂专以异相之故而暴兴？后世状人君之相者，类以舜重瞳为美谈，皆迁启之也。而后梁朱友敬，自恃重瞳当为天子，因作乱伏诛，亦本此误之也。”王若虚提到的朱友敬，即陈耀真在论文里列举的“梁康王友孜”，是后梁太祖朱温的第八子。从以上的对照来看，二陈在中国古典研究方面不无交集之处，可以说是有些“共同语言”的。那么，他们有没有过具体的学术交流呢？在《一代医学家的风范》里有一处说道：“到广州后，他利用和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提高自己的古汉语和中国古代史水平。他有一个在文史馆工作的妹夫，每次亲友聚会或探访，他总不忘带着研究中遇到的古文方面的难题与他一起讨论，解释疑难。他还虚心向有关专家学者求教，向中山大学中文、历史系的教授请教有关问题，由于这种性质的往来增多，该校有名的冼玉清教授等文科学者也成了他家的常客。”这里虽没有陈寅恪的名字，但提到了“中山大学中文、历史系的教授”，提到了“冼玉清教授等”，陈寅恪也就呼之欲出了。事实上，二陈可能认识在先，冼玉清说不准还是通过陈寅恪才认识陈耀真的呢。这样来看，在历史研究方面上，陈耀真是有可能曾向陈寅恪请教过的，尤其是陈寅恪所熟悉的白居易问题。不过，就文本来看，陈耀真的论著毕竟看不出来有陈寅恪的影子。我想，他们之间在学术上或许有一些交流，但就算有的话，也应是很有限的。尽管陈氏姐妹说，“我家与陈、毛教授家成了好朋友”，但陈寅恪终是一个失明者，陈耀真出于礼貌，恐怕不太方便老是跟他讨论有关眼病的学术问题；更何况，当初陈寅恪的眼睛未能治好，陈耀真虽不负其责，但毕竟是自己经手的，在心理上恐怕多少会有些顾忌。反之，假使陈寅恪的眼睛治好的话，不难想象，他们两人一定会有更多更愉快的交流——只可惜，这只能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才会发生了。但无论陈耀真跟我们的“教授之教授”有没有过交流，他的医史研究也是足以自立的。他的研究虽属始创，略具规模而未臻广大，尚不足以完成一部总结性的中国眼科史，但仅凭他兼具医学实践能力和古典文献能力这两点，已非后来者可及。事实上，今日是“两种文化”分离乃至对立的时代，而且不论literary culture抑或scientific culture，其内部的不同学科乃至学科的不同领域，都越来越趋于专门化，像陈耀真这样能打通知与行、学与用者，必然是不可复见了。这一点，正是我们应该在学术史上记住他的理由。就在我着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张求会从《陈君葆全集·书信集》里发现一封陈君葆寄给儿子的信，里面提到了陈耀真夫妇：“京中有二人，俱旧交，你如[有]机会与方便的话，不妨去拜访一下，并为致候问。一为陈耀真，是眼科的医学博士，毕业于美国John[s] Hopkins大学，抗战时在华西。他是我在皇仁书院的同学，他的太太，毛文书，四川人，也是个医生。……他被邀到美国去讲学，路经香港，特约我到利园酒店午餐一谈叙，谈次告诉我她（他）们现转在京工作，已离开华南医学院了，在京的通讯处及住宅是：'北京辰光街10号红霞公寓105号’；或'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中央保卫局毛文书医生转’。”此信写于一九八一年，介绍陈耀真的早年经历有点不准确：他并不是毕业于Johns Hopkins大学，而是毕业后曾于Johns Hopkins大学任研究员。陈耀真一九七七年从广州调往北京，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医院眼科教授；而从陈君葆的信来看，他的夫人毛文书此时行政关系属于“中央保卫局”，身份更为特殊。张求会猜测，毛泽东晚年高度近视兼患白内障，毛文书有可能参与了对毛泽东眼病的治疗。到了一九八三年，卫生部批准成立广州中山医科大学中山眼科中心，陈耀真任名誉主任。他大约就在此时返回广州，直到一九八六年病逝。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，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，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，请点击举报。